除去第一场考的经义惹人关注外,后面两场所考的内容倒是影响不大,这是取决于自北宋以来的“通经取士”制度,恰巧与当今天子朱标的偶像北宋仁宗有关。
庆历四年宋仁宗根据范仲淹、宋祁等人建议,实行新政改革,省试分策、论、诗赋三场,以三场的全部成绩为录取根据,不考帖经、墨义。
通晓经术的考生愿对“大义”的,可以试经典“大义”十题,由此增加了儒学经义的比重,到了熙宁年间,另一位变法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,实行变法,对科举制度又进行重大改革,单设进士一科,并废除诗赋、帖经、墨义,改试“经义”、论、策。
所谓“经义”就是根据儒家经书原文摘出句子或段落作为试题,要求考生以论文形式阐发其精神要义,而在“经义”考试中,考生必须通晓经义,又有文采,才算合格,不像原来的墨义那样,只求粗解章句,这就促使有心功名的书生士子必须精研儒学圣言,有利于稳固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。
其后司马光执政,废除新法,又将进士科分为经义、诗赋两科,直到宋哲宗亲政后,又予否定,“进士罢诗赋,专习经义”,逐渐演变成为定制。
通经取士是两宋儒学复兴运动,在科举制度人才选拔上的表现,北宋政权实行文官治国,提倡孔孟儒学。
经义取士的官方施行也推动了儒学的复兴和理学的诞生,对后代科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等到元明两代,为加强对百姓士子的思想控制,稳固江山统治,程朱理学被定义为官方哲学,“经义”自此成为科举大考的核心内容,并尽数以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为标准答案。
但这种只重经义的取士手段,导致天下士人尽皆专精八股,疏于策论,文风斐然,论实事切要害的人,却是凤毛麟角。
例如大明连年天灾不断,先前黄河水患突发,不是大旱,满朝文武不是唯恐吃力不讨好避之不及,便是空谈理论不做实事,最终还是朱雄英牵头召集了一批治水经验丰富的专家,奔赴水患灾区,这才得以将其解决。
变法大家王安石改革科举以通经取士,本来希望改变天下士子强诵博记、空疏无用的不良学风,岂料非但未曾达到崇本务实的目的,反倒是演变至元明,这经义取士以八股文“制义”,导致士人思想空疏,形式僵化。
故而朝野上下,上至朝堂公卿,下到贩夫走卒,都十分清楚会试第一场的重要性,若是第一场的经义名列前茅,后面两场的答卷只要不出现纰漏,那注定将会金榜题名!
四月十五,放榜之日。
因此时正值杏花开放,故而贡士榜也被称之为杏榜,举人桂榜同理,金榜则是殿试之后的进士榜,榜上有名者便是此次科举大考遴选而出的青年才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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