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
几个当代最聪明的人,不禁也是面面相觑。
文彦博抚须道:“其实二者所追求的结果,可能都是轻徭薄赋,只是采取的手段不一样。”
他还是认为此与二者的理念有着莫大的关系,在儒家系统中,君主是核心,故此是以规劝君主为主,若不分善恶,又如何去规劝君主,总不能劝君主行小恶,勿施大恶。
在儒家体系中,所有的人和事,都是有对立面的,对错,善恶,君臣,父子。
故而,苛捐杂税是为恶,轻徭薄赋是为仁。
法制之法则不同,它的理念是捍卫正当权益,在这个理念下,收税就是一种恶,收税绝对有侵犯个人正当权益,但这又是必要的,而法制之法是不需要去分善恶,因为他本身就能将恶给束缚住。
但束缚住的结果,多半还就是轻徭薄赋。
这跟法家之法是极为不同,法家之法并非是强调束缚恶,而是强调逾越者为恶。
在法家之下,税是可以无限膨胀的,这不是恶,但若你不交税,这就是恶。
但是在法制之法下,税本身就是恶,必须得束缚住,不能无限膨胀,必须得小心谨慎。
法家和法制,行为其实是类似的,只是对“恶”的定义不同。
那么文彦博就认为,孰优孰劣,是见仁见智。
但是富弼却不这么认为,道:“得道者多助,失道者寡助。此可分出优劣。”
文彦博的孰优孰劣,其实站在统治阶级,也可以说是站在士大夫阶层,对于他们而言,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。
但是富弼是站在百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。
若从百姓的角度来看,会更偏向哪种?
肯定是倾向于定义为“恶”。
轻徭薄赋,百姓也不一定承受得起,当然也是恶。
文彦博又问道:“那富公以为,孰优孰劣?”
富弼先是一愣,旋即皱了下眉头,摇摇头道:“这还真不好说呀!”
此孰优孰劣,问得并非是儒法理念之争,而是指当百姓将税全部定义为“恶”和将税区分善恶。
此问,就是从治理的角度来看。
但这是从未有过的概念,富弼也不知道,当百姓认同这个说法,到时是增加治理的难度,还是减轻治理的难度。
到底孰优孰劣,他也不敢妄下评价。
司马光突然道:“虽说百姓可能会倾向于不可缺少的恶,但我以为这并不利于朝廷治理,若都定义为‘恶’,百姓是难以理解的,可能会认为交税就是恶行,因为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懂何谓‘不可缺少的恶’,若分善恶,百姓是能够更好的理解,同时也能体现君主的仁政。”
刘述点点头道:“君实所言甚至有理,可如今此话已经传出去,我们又该如何避免?”
司马光却也不知如何回答。
吕公著突然道:“这个问题,一日两日是讨论不明白的,我们还是先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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